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在野山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买好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回学院的时候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头发女孩子，长得非常之漂亮，然而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即使我今天将她弄到手，等我离开以后她还是会惨遭别人的毒手——也不能说是惨遭，因为可能此人还乐于此道。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的接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等她的出现，她是个隐藏人物，需要经历一定的波折以后才会出现。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然后阿超向大家介绍，这个是老夏，开车很猛，没戴头盔载个人居然能跑一百五，是新会员。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