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五月。老夏和人飙车不幸撞倒路人，结果是大家各躺医院两个月，而老夏介绍的四部跑车之中已经有三部只剩下车架，其中一部是一个家伙带着自己的女朋友从桥上下来，以超过一百九十迈的速度撞上隔离带，比翼双飞，成为冤魂。

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而那些学文科的，比如什么摄影、导演、古文、文学批评等等(尤其是文学类)学科的人，自豪地拿出博士甚至还加一个后的文凭的时候，并告诉人们在学校里已经学了二十年的时候，其愚昧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自豪地宣称自己在驾校里已经开了二十年的车。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